一个从东北小城走出来的穷孩子,三岁就没了父亲,婴儿时期连口奶都喝不上,靠着大姐分出来的奶水才活下来。
八个哥哥姐姐全部辍学打工,就为了托举家里最小的弟弟走出那条窄街。后来这个弟弟真的出息了,拿了三座白玉兰奖杯,成了观众口中的国民戏骨。
1971年,辽宁抚顺,一栋不足二十平米的老式平房里,于和伟出生了。他是家里第九个孩子,上面五个姐姐、三个哥哥,一家十一口人挤在这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。
搁现在,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概念。十一个人,一间屋子,没有独立的卧室,没有像样的家具,吃饭的时候碗筷都凑不齐整。
于和伟出生的那年,母亲已经四十五岁了,生完孩子身体彻底垮掉,产后连奶水都没有,这个刚出生的小婴儿连最基本的口粮都成了问题。
偏偏大姐那会儿刚生了自己的女儿,看着嗷嗷待哺的小弟弟饿得哭,心里实在放不下,就把他抱过来一起喂。
一个刚当妈的女人,自己的奶水本就有限,还要分给弟弟,两个孩子轮着喂,愣是把于和伟从饿肚子的困境里拉了出来。于和伟后来提起这件事,说自己这条命,严格来讲是大姐给的。
三岁那年,父亲走了。积劳成疾,走得很突然。家里顶梁柱一倒,所有的重量全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。一个没上过学、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年妇女,带着九个孩子,没有积蓄,没有退路。
母亲没有坐等救济,自己找了些废旧材料焊了一辆铁皮推车,每天天不亮就推着车去街头摆摊,卖的是烤地瓜。
东北的冬天有多冷,大家都知道,零下二三十度是常事,手脚冻得不行,她就守着那个炉子站一整天。
赚来的钱买粮食,买最便宜的吃食,一件棉衣在几个孩子身上轮着穿,轮到最小的于和伟,衣服早就洗得发了白。
穷到这个地步,家里根本不可能同时供九个孩子读书。哥哥姐姐们不用商量,心照不宣地做了同一件事——退学、去打工,把读书的机会留给最小的弟弟。
哥哥们去工厂、下矿井,干的都是重体力活,危险又辛苦。姐姐们进纺织厂或者在街边摆摊,挣得不多,全拿回家补贴家用。
于和伟从小就比同龄孩子懂事,放学不往外跑,直接去街头帮母亲守摊,生火、称重、吆喝,什么都干。那个年纪的孩子本该在玩耍,他已经见识了讨生活的难。
家里拿不出普通高中的学费,他只能选择读免费的幼师学校。毕业后被分配进了抚顺话剧团,就这样阴差阳错跟表演沾了边。
在话剧团待了一段时间后,他想考上海戏剧学院,第一次报考,没过。隔了一年再考,还是没过。
那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感受,没人知道,也没见他公开抱怨过什么。继续练,继续准备,第三次报考,终于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
消息传回家的时候,全家人都高兴,但高兴没持续几天,学费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。四千块钱,在那个年代对这个家来说是一笔大数目。家里把能凑的都凑了,还是差一截。
关键时刻,是最小的那个姐姐做了一个让人心里一酸的决定——把给自己女儿买的钢琴卖掉了。一架孩子的钢琴,换成了弟弟的学费。于和伟多年后提起这件事,神情里藏着说不完的愧疚。
就这样,21岁的于和伟带着全家人拼凑出来的四千块钱,去了上海,开始了他的表演之路。
刚入行那几年,他的处境说好听点是默默积累,说难听点就是没人搭理。外形不算突出,没有一点背景和人脉,进组就是跑龙套,戏份少得可怜,片酬勉强够活着。
1999年,他参演了《曹操》,算是正式进了影视圈的门,但观众并不认识他。2002年,《大宅门2》里的白占安,是他第一个有点分量、能让观众记住名字的角色,但也只是有印象,距离真正出圈还差得远。
2009年,《纸醉金迷》让他获得了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的提名,业内开始注意到这个演员的功底,可普通观众依然叫不出他的名字。
将近二十年的时间,他始终没爆红,一直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圈的边缘地带打转。很多人在此阶段早就选择转行了,或者开始接那些制作粗糙但来钱快的剧,靠刷脸混资历。
于和伟没有。他在话剧舞台上继续磨台词、磨表情、磨对角色的理解,不急着赚快钱,哪怕只有几句台词的配角,他也认真研究人物动机,认真去演。
从小看着哥哥姐姐们在最苦的岗位上咬牙坚持,看着母亲在零下三十度的街头守炉子,他对熬这件事有别人没有的理解——不是忍气吞声,是认定了方向就不松手。
2010年,高希希执导的新版《三国》开播,在当年引发了相当大的收视热潮。
于和伟在电视剧里扮演刘备。这一个角色很难演,历史上的刘备形象复杂,既有仁义的一面,也有枭雄的算计,不少版本把刘备演成了一个哭哭啼啼的老好人,叫观众看着尴尬。
于和伟的解决方法完全不同,他把刘备身上的隐忍和城府放到了台前,把那种底层出身、一路蛰伏、等待时机的劲儿演了出来,让观众看到了一个立体的、有血有肉的刘备。
其中有一个片段,刘备在宴席上强撑镇定、面不改色的场景,因为台词和表情的反差感,被网友剪成了短视频四处传播,接着奏乐接着舞成了当年的网络热梗,传了很多年。
走红带来了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大额片酬。于和伟拿到这笔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,不是给自己置业,不是换车享受,而是订了张回抚顺的票,带着藏了二十多年的承诺回了家。
他挑房子不是随便选,每一套都根据对方的真实的情况来定。大姐有哮喘的毛病,他专门找了楼层高、采光好、通风顺畅的户型,位置还挑在离医院近的地方,方便日常复诊。
三哥靠开包子铺为生,他选了临街的一楼,带门面,自住和经营两不耽误,三哥再也用不着掏租金租别人的铺面。
三姐平时喜欢侍弄花草,他就找了个带小院的一楼,让姐姐能有个自己的小天地。其他几位哥哥姐姐,也都按照各自的生活小习惯和养老便利做了安排,选的是配套成熟、安静宜居的小区。
房产证上只写对应哥哥姐姐本人的名字,没有共有产权,彻底打消了家人的后顾之忧。
签好合同之后,他把八份合同和八把钥匙分别装进文件袋,摆了一桌家宴,当着所有人的面一一递过去。
哥哥姐姐们当场没有一个人接,大哥说有手有脚不能要弟弟的东西,姐姐们心疼他拍戏不容易,哭着让他退了留给自己用。
于和伟红着眼眶,说这不是给,是还。当年全家辍学供他,这份恩情他记了一辈子,这些房子是欠下的,是该还的。劝了好久,哥哥姐姐才含着泪把钥匙收下。
买房这件事,外界是通过街坊和媒体辗转知道的,于和伟自己从来就没拿出来讲过。在他看来,这是家里的事,没必要对外说。
给哥哥姐姐买房只是于和伟回报家人这件事里最显眼的部分,更多的细节,他从来不主动提。
大姐的哮喘多年来始终没根治,医疗费用不低,这些年全是于和伟在承担,从不间断。他只要有空档回老家,第一站就是去大姐家,陪着吃顿饭,坐在旁边聊聊天,跟小时候依偎在大姐身边的感觉没什么两样。
小姐姐当年卖掉钢琴那件事,他一直记着。成名后专门出资支持外甥女的学业,把当年那架钢琴留下的遗憾补了回去。整个大家族的医疗费用和养老开销,也大多数都是他一个人扛着,没有抱怨过。
对母亲,他心里有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。母亲因为常年摆摊吹风受冻,身体落下了病根,成名后他长期给母亲寄钱看病、请护工照料,就想让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能歇一歇。
母亲离世的那天,他正在外地拍戏,没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。这件事成了他心里最深的一根刺,此后每年清明和忌日,不管拍摄多忙,他都会亲自回乡祭扫,一次都没有缺席过。
后来于和伟出演了一系列有厚度的角色——《悬崖之上》里全程靠眼神撑起来的地下特工周乙,《觉醒年代》里有热血也有烟火气的陈独秀,《坚如磐石》里从底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反派黎志田。
这些角色有一个共同点,都不是表面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,都是在某种处境下被命运挤压成特定形状的普通人。
于和伟演这些角色的时候,从不靠夸张的情绪堆砌,靠的是骨子里真正懂那种处境的人才有的共情。
第31届上海电视节,他凭借《沉默的荣耀》里的吴石将军拿下白玉兰最佳男主角,这是他第三座白玉兰奖杯,从最佳男配到两度视帝,完成了业内极少数人能做到的大满贯。
领奖台上,他说自己很幸运,说得平静,没有煽情,没有长篇感言,跟他演戏的风格一模一样。
于和伟这个人,你很难用励志这两个字简单概括他。他身上的东西更厚实一些——是从真实的苦里磨出来的踏实,是被家人托举过之后藏进骨子里的感恩,是二十年不红却没有松手的那股韧劲。
成名之后没有变,对家人的那份心没有变,对表演的那份认真也没有变。这样的人,观众记住他,不奇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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